交易费用视角下的环日本海次区域经济合作
摘 要:环日本海经济圈建设尽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最初人们设想的开发目标依然相差很远,其原因在于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有关各方在具体利益诉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经济体制结构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使得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同时,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
关键词:交易费用;次区域经济合作;交易个体;交易环境
作 者:谢斌 [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学院][论文查重]
正 文:1968年日本学者福岛正光提出了“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倡议,意在同西部邻国的环日本海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并形成一定的区域合作模式。由于日本经济发达地区都集中在东部沿太平洋地区,西部日本海沿岸较为落后,其率先提出环日本海经济合作计划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环日本海地区包括了日本的日本海沿岸、中国的东北三省、俄罗斯远东地区、韩国和朝鲜的东海岸地区。冷战的结束为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氛围,再加上相关国家环日本海地区都是本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各国都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从1990年代开始,环日本海经济圈实施的条件逐渐成熟。按照最初的设想,环日本海经济圈是超越国境的地区间合作,它的建设由日本提供高级技术和大型资本,韩国提供中级技术和中型资本,中国、朝鲜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环日本海经济圈建设至今已推行了20多年,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最初人们设想的开发目标依然相差很远。作为环日本海经济圈建设重心的图们江开发“‘溢出’效应却并不是很明显”,“程度有限、速度也很缓慢”。[1]环日本海经济圈建设主要还停留在疏通通道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缺乏更深层次的双边合作。近二十年来,中国东三省、韩国东海岸、日本西海岸地区的经济水平尽管得到了提高,但相对本国其他地区而言依然处于落后水平。这些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形式,环日本海经济圈论证和实施开展得都比较早,但其效果相比较环黄海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其他次区域合作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在于合作的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本文拟从交易费用角度探讨环日本海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成本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与进路。
 
一、交易费用与次区域经济合作
 
交易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它是“个体之间对物质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2]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经济活动主体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单独的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特征,它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活动也是一种权利让渡和交换的过程。从广义上讲,国家间经济合作可以作为一种交易来对待。[3]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分析工具,被广泛地用于解释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外部性问题、产权结构以及国际合作等诸多现象。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4]肯尼斯·阿罗则从更广泛的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包括制度的确立或制定成本、制度的运转或实施成本、制度的监督或维护成本,以及制度的变革成本。即交易费用是指“制度或组织的建立或变迁,以及制度或组织的使用的相关成本”。[5]
次区域经济合作属于国际经济合作范畴,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次区域经济合作源自新加坡、印尼廖内群岛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之见三角地带的发,即所谓的“成长三角”(Growth Triangle)。1993年,“成长三角”被亚洲开发银行定义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用来特指邻近国家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建立的前提是“次区域地区”存在着既有的商贸往来。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起步也都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再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按照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划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体化程度还要低于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界定的最低层次的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PTA),因为“其生产要素流动是要跨国协调”,比优惠贸易安排的要求要低。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次区域合作的目标更是具有明显的低层次特征,“基础设施的对接与合作、消除贫困与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内容是其基本目标”。[6]
次区域合作中的交易费用可以从交易对象和交易环境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交易对象方面,次区域合作涉及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但具体合作事宜却由地方政府主导。而地方政府在涉及外交、外贸事务上的职能是有限的,能否得到中央或联邦政府的充分授权和大力支持对交易费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合作的主体间如果具有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经济交往的规则就相对比较明确,合作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费用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但是,如果主体间文化、社会属性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对立的话,那么彼此就将感到有必要限制对方可能采取的欺骗、偷懒、搭便车、道德风险等行为。因此,就要制定一系列契约规则来限制对方、保护自己,从而使交易费用大大增加。[7]此外,合作主体间的经济体制是否一致也会对交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经济相对应,非市场经济体制则会限制商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难以实现跨国界流动。在理论上,非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无法达成次区域经济合作。因此,如果合作主体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交易费用将会降低;合作主体中存在非市场经济或者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会增加交易费用。
在交易环境方面,由于经济行为体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所以任何的交易环境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样,国际经济合作中行为为主体也会遇到这种不确定性,因此需要设计出一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合作模式,因此面临的交易环境会产生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一般情况下,政治关系、安全局势、经济差异和地区认同这四个方面是影响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交易环境的主要因素。“世界各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和经验表明,一体化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一体化的过程是一种政治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8]政治关系和安全局势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如果政治理念相左、双边关系冷淡、安全互信缺失、地区局势紧张,经济合作根本无从谈起。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对次区域经合作产生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相同的条件下,相对于同质区域,分极区域进行经济合作时“谈判磋商的议题就越多,各方目标就越不统一”产生的交易费用就会越高。[9]地区认同指的是“地区各国将自身作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归属感”。[10]地区认同越高,民众、企业和政府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就有越高的一致性,就会降低谈判难度、减少误解和欺骗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反之,则会增加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交易费用


[1]袁晓慧:《图们江区域开发项目现状评估》,《国际经济合作》2007 年第 8 期,第47页。
[2]John R.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p.58.
[3]陈志恒:《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交易费用理论为视角》,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43页。
[4]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程恩富等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6]王胜今:《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研究》,《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3期,第6页。
[7]参见李铁立、姜怀宇:《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研究:一个边界效应的分析框架》,《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3期,第92页。
[8]莽景石:《东北亚一体化:政治成本与演进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9 期。
[9]陈志恒:《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交易费用理论为视角》,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74页。
[10]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5 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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